当全球ESG投资规模冲向50万亿美元大关,中国市场的政策引擎正轰鸣作响。今年两会期间,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绿色低碳经济,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,推动ESG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。然而,在这场绿色革命中,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,其定位却显得有些模糊,甚至可以说,带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意味。与其说香港在引领这场变革,不如说它在赌,赌自己能够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洗牌中占据有利位置。
诺亚资本主席王干文将香港定义为“超级联系人”,这本身就带有一种微妙的无奈。香港真的能仅仅依靠“背靠祖国、联通世界”的定位,在ESG领域构建“国际标准对接、本土实践创新”的双重优势吗?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内地市场对ESG的理解和实践,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。香港如果只是亦步亦趋地照搬国际标准,很可能水土不服,最终沦为国际资本进入内地市场的跳板,而自身却无法真正建立起核心竞争力。
麦超杰先生的亚太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院(APESG),试图协助内地企业进行绿色投融资,引入国际资本,并在港发行绿色现实世界资产虚拟货币化(GRWA)产品,助力绿色资产国际化。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尝试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,香港能否真正打破现有的金融思维定式,建立一套既符合国际标准,又贴合中国国情的ESG评价体系?如果不能,所有的努力都可能只是空中楼阁。
2024年香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券总额超过840亿美元,连续7年稳居亚洲首位,占区域总额的35%。获得监管认可的ESG基金数量突破200支,资产管理规模约1.2万亿美元,较5年前基金数量激增136%,资产规模增长15%。这些数据看起来光鲜亮丽,但仔细分析,却隐藏着不少问题。
香港的领先地位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金融创新。例如,成功发行全球首批多币种数码绿色债券,银河国际协助东阳市国资公司发行全球首只运用“无人机+碳卫星+AI”认证的绿色债券,蚂蚁数科国内首个新能源实体资产的RWA融资项目在港完成等标杆案例。这些创新固然值得肯定,但它们是否真正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?是否真正推动了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?恐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,香港的绿色金融市场,是否只是一个为国际资本“洗绿”的平台?一些企业通过在香港发行绿色债券,将资金转移到其他用途,或者将一些原本就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包装成“绿色项目”,以获取更高的估值。这种“漂绿”行为,不仅损害了市场的公信力,也阻碍了真正的绿色投资。
MSCI研究指出,ESG表现优异的企业具备更强韧性与可持续潜力,股票收益优于同业,债券融资成本降低。STATE STREET GLOBAL资料显示,ESG领先企业的机构持股比例较落后企业高13%,形成显著的“可持续溢价”。这些数据表明,ESG正在重塑资本市场格局,推动绿色投资从概念走向主流,成为资本领域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。
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,ESG评级并非万能的。一些企业通过公关手段,人为地提高ESG评级,从而获得更高的估值和更低的融资成本。这种虚假的繁荣,最终会损害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。正如王干文先生所言,具备ESG属性的企业往往获得更高估值认可,一些主权基金、大型机构投资者通常会设立ESG专项投资配额,缺乏相关元素的项目可能错失这类战略投资者,从而限制其融资渠道和估值提升的空间。
企业需要构建ESG战略与融资目标的动态机制,将碳减排、社会责任融入业务与资本规划,形成“ESG竞争力——低成本融资+绿色增长”的良性循环,才能在全球资本重构中占据先机。但这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
很多企业对ESG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,认为只要做一些慈善活动,或者购买一些环保设备,就能提高ESG评级。这种蜻蜓点水式的做法,根本无法真正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。企业需要从战略层面,将ESG融入到自身的经营管理中,建立一套完善的ESG管理体系,才能真正提升自身的竞争力。
Scorpio Partnership统计,45%的亚洲家族办公室由35岁以下新生代主导ESG投资决策。截至2025年初,香港单一家族办公室(SFO)数量已突破2700家,联合家族办公室(MFO)市场亦快速增长。这些年轻一代主导的资本力量,在ESG从理念落脚为具体投资行动的过程中,展现出哪些独特的行为特征?香港又如何凭借自身优势,把这股“新生代影响力”转化为推动ESG投资的市场新动能?
新生代投资者具有“价值驱动、影响导向”特征。部分家族办公室把绿色科技、清洁能源纳入核心配置,通过参与碳交易、影响力投资等创新模式,推动可持续资本与绿色解决方案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布局,为香港带来巨大机遇。但我们也要看到,家族办公室的投资决策,往往受到家族价值观的影响,带有一定的主观性。这种主观性,可能会导致投资决策的偏差,从而影响投资回报。
在全球及亚太地区现有的10个碳交易市场中,香港独具优势,不仅支持双柜台交易,还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,加上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地位,完全有条件在该领域走在区域前列。基于此,我之后发起的SPAC项目,也将伺机寻求碳汇交易领域的合并机会。王石先生建议我在着力发展SPAC的同时,还可以在碳汇交易市场方面多加探索,未来一定大有可为。
但香港真的能成为亚洲的碳交易中心吗?恐怕还有很多挑战。内地的碳市场起步较晚,交易机制不够完善,与国际市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。香港如果想要成为碳交易中心,需要与内地加强合作,共同推动碳市场的建设。
站在全球ESG趋势与大湾区战略的交汇点,香港的未来取决于两大战略突破,一是构建“ESG规则制定者”地位,通过完善绿色金融标准、强化信息披露要求、推动碳市场互联互通,掌握国际话语权;二是打造“大湾区可持续金融生态圈”,联动深圳、广州等城市的绿色科技优势,加上绿色金融人才培养计划,形成“研发-认证-融资-产业化”的完整链条。当ESG从合规成本转化为价值创造引擎时,香港必须完成从“超级联系人”到“规则设计者”的跃迁,而大湾区企业则需在绿色科技、数码治理等领域构建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。这一进程需要政策前瞻试验与市场敏捷回应的深度协同,方能打造香港在全球绿色经济版图中的核心地位。